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明显

中国经济时报 范思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著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涛介绍，报告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智库建设现代化”为主题，立足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与七年来的研究经验与成果，紧密结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智库建设的要求，力求全面清晰展现中国智库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该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虽然得到很大提升，但总体来看，中国智库在迈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不少问题，与国际顶尖著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

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中国智库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缺乏超前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国内政策市场议题设置上仍较弱，甚至滞后于决策部门需求。反映在研究成果上往往思想引领不足、战略先导不强、政策策源不够前瞻性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尚不足。

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缺乏现代化的人力资源配置。当前中国智库人才大多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的博士、硕士，这是高校按照学科研究目标培养的人才，而智库人才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实践经验、政府工作经验，乃至国际生活工作经验。尽管全国智库数量众多、经费人力投入不少，但智库产出的效率效能相对较低，真正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智库仍较少。

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我国已形成了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等智库多元化共同发展格局，但囿于大多智库脱胎于传统研究机构体制，表面上类别较多，但实际上组织形式仍是单一的，以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为主，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资金来源、咨政渠道等方面比较类同，缺乏明显的差异和特色。而且由于行政隶属关系，各类智库又分属于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存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分割和壁垒，研究资源分散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各智库为争夺研究资源、抢占话语权，常常一哄而起、扎堆研究，由此出现大量同质化、低水平重复的咨政内参、研究报告、学术会议，造成研究资源低效率使用。

第四，利用新技术能力偏弱，政策研究缺乏针对性与精准性。我国智库利用新技术手段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的能力总体上偏弱，由于缺乏政策分析的“大数据”时代意识，大多数智库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演绎、头脑风暴、经验提炼、个案分析等传统方式上，研究方法的应用主要依赖于各类外部统计数据，缺少对专题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开发。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的制约限制中国智库整体水平提高，降低中国智库政策思想观点的质量，也使得中国智库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缺乏对话基础。

第五，管理方式缺乏创新性，发展内生动力机制不足。中国大部分智库脱胎于党政机关内部的研究部门，以及事业单位性质社科院、高校中的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在转型为智库之前，其目标导向、管理体制都是遵从于党政机关管理、事业单位管理、高校学术管理的，并不完全适应现代化智库的目标导向和要求。一方面，经费使用、人事管理、成果评价等内部管理制度大多遵从于上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统一规定，缺乏针对智库现代化发展内在要求制定政策的灵活空间和自主权，没有形成以智库人才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大部分体制内智库实行科层制管理模式，冗长的内部流程与部门协调过程，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较慢。

第六，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中国智库的传播力总体仍较弱，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由于话语体系不对接、交流合作方式受限、对外传播渠道不畅，以及缺乏新技术方式手段的使用等因素，国际传播力显得更不足，如何充分借助于新媒体、新科技、社交网络的力量，提升和延展思想传播的能力及效果，对许多中国智库来说，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这客观上也是衡量智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中国智库的现代化发展，该报告建议：创新发展理念，促进智库多元化发展；突出专业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智库品牌；强化科学管理，建立现代化智库运行机制；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运用新技术赋能研究方法和传播手段，提高智库成果质量和影响力；研究制定智库建设标准，推进智库现代化进程。

在此间，还召开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智库建设”研讨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表示，中国智库逐步进入提质增效、稳步发展的新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提升。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重要举措，中国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质量，创新体制机制，扩大国内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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